一个女知青的人生经历

　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特殊的“女播音员”杨晓晓，她的经历是常人无法想像的， 18 岁到山西插队， 5 年后回京做了一名教师，后又调到中科院成为计算机工程师。 1990 年， 40 岁的她携着幼小的女儿追随丈夫去美国洋插队。在美国她经历了离婚，“丢女儿”，受骗，赔钱种种坎坷……　　

　　1968 年我 18 岁时到山西插队了，一呆就是 5 年。插队的生活不堪回首。天不亮就敲钟起床干活，最怕听到钟声。每天都是蓬头垢面，下地干活儿。在农村插队时什么活都干，最艰苦就是打场。最热的天，麦子从机器里出来，人随机器走，一分钟不能停，一天下来两个胳膊全是伤。一天 24 小时，三班倒不能歇，像驴一样干，偶尔喊：休息了，我都不待直腰的，就地躺下。晚上去浇地，困的呀，早上天亮了我睡在地沟里，赶大车送粮的农民下来喊我：姑娘，别睡了，天亮了。我这么大的姑娘，哪受过那罪。那时，吃的菜就只有韭菜，到现在只要我一吃韭菜，就闹肚子，喝的水是咸的，从水井里打出来的水底下全是泥，上面经常有一层活的小虫子，不喝这样的水，就只能渴着，我就安慰自己这不也是生物吗？说不准还有营养呢！那时候体验到生存的艰难，但是我还早上唱着快乐的歌曲出工，晚上哼着小夜曲回来，我不但要活下去，而且我就相信我不会在那呆一辈子。　　

　　1973 年，回北京以后，我当了一名中学老师。那时候学生不上课，天天“批林批孔”，上面要求每天写批判稿，我得交。看着这些孩子们浪费大好的青春，我非常痛苦。为什么后来我离开学校，我觉得灵魂不安。我是个很好的老师。 1977 年我调到中科院工作，别人介绍我认识了女儿的爸爸。 1978 年结婚， 1979 年我生下女儿格格。恢复高考时，我正处在结婚生孩子阶段，我的理想是上清华大学，我爸爸和我谈话，他说晓晓呀，别再折腾了。我大哭一场放弃上大学了，而且我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，别说上大学了，要命都给。其实我家是书香门第，没上大学是我的终生遗憾，而且是我心中的一个结。　　

　　1990 年，我带着 11 岁的女儿格格来到美国从夫洋插队。 40 岁的我，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两年后，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我离婚了，因为我和前夫性格相差实在太大，从婚姻中爬出来，我首先要建立自己的自信、自尊，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。为了生存我找了一份在纽约的语言中心做代课老师教中文的工作。那时很惨，我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筋儿，对餐饮一窍不通，竟然与几个朋友在宾州开起餐馆。　　下课后就到餐馆打理惨淡的生意，午夜回家，第二天又要去上班。那时想，要是能休息一天，睡个好觉也是幸福的。　　后来，餐馆以低廉的价格赔本卖掉了，我度日如年的日子也算告一段落。在做生意上，我遇到欺骗、赔钱，美国整个的商场上的事我都经历了。 1995 年，我开始做 IT 行业。 1997 年，我们的公司终于赢得融资，我们的风险投资成功了。但是，生意场上的事情很难说，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做 IT 业的， 100 亿美元说没就没了。我看着美国华尔街上很多大公司倒闭、换招牌，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有发生。现在，不管条件多艰苦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当年插队的“那碗酒”垫底，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。　　

　　婚姻是一本经，念好了是最快乐的经，念不好是最痛苦的经，但我是失败者。女儿随父亲搬到芝加哥居住后，从此音信全无，我丢了我的格格。　　那段时间，我盼望黑夜的降临，那是我和女儿在梦中相会的时刻。我又惧怕黑夜的来临，在长夜过后，是更加逝不去的心痛。有一天晚上回家后，我在自动电话号码显示器里发现了一个打了 9 次的生疏电话号码。我一查是芝加哥地区，就心跳加快，浑身冒汗。这个陌生的号码总让我想着和我的格格会不会有什么关系。到晚上 11 ： 33 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我拿起话筒。那头问：是不是杨女士？我回答：是。电话那头一声：妈妈，我是格格。我已经泣不成声了。这一个电话我们打了 24 个小时，太阳升起来又落了，月亮升起来又落了。我告诉她我马上去芝加哥。坐在飞往芝加哥的飞机上，尽管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，我的心难以平静。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都是女儿幼时的一幅幅场景。我身边带了一大箱子的礼物。出了机场，看到十几步远一个中国女孩子，我怔住了。她也怔住了。我本能地意识到这就是朝思暮想的女儿，但是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根本不认识她。短暂的相认后，我们抱在一起。有人说经历那么多磨难，你还能活得津津有味，我说正因为经历那么多磨难我才知道生活是多么美好。我们的公司是一家 IT 公司，正艰难地等待着 IT 行业春天的到来，现在我们把美国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来，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。我相信道路虽然曲折，未来却是美好的。

摘自《人物周刊》